| 标题 | 那里的湖水 |
| 范文 | 那里的湖水 一向以来，从读三毛时看她推崇的那篇芥川先生的《河童》开始，芥川龙之介就成了我本就不熟悉的日本文学（到此刻，称得上喜爱的，也只有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和芥川吧）里，最偏爱的那一位。 三岛由纪夫（或是川端康成？）赞誉他鬼才，而《竹林中》《地狱变》或是《橘子》里那种人性扑朔迷离或者被点亮的细节瞬间，也确确实实证实了这点——极少有人能如芥川先生一般，在故事性极其丰富的文字间，挖掘人性最复杂的一面，将小说的趣味性，或者说可读性，与深邃乃至毫不留情的冷峻目光结合的如此精致了。 但《中国游记》有些不同，除了那种熟悉的芥川笔触之外，你很难找到这些散文与曾阅读的虚构作品的相似性，这又是另一面的芥川了。就在一个月前，这本书由施小炜老师翻译，在国内做了再版，前些日子阅读了PDF版之后，我有些自恃的认为，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的最好译本。 很佩服余可的一点是，她始终抓住了「西湖」这个意象，就如她往期的投稿一般，西湖就已经和中国文化连接在一齐，成为了她作品中那个情结的传递点，如同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小波先生的《情人》和卡尔维诺菲兹杰拉德的爵士乐，还有福克纳超多关于圣经的隐喻一般不可分离。 ——LT 我从单读App上看到《中国游记》进而去图书馆找这本书来看，纯粹是因为其中有对西湖的记述。我对西湖的狂热大概已将到了透过反复提醒自己来增强执念的地步了。西湖是我的文化圣地，是我能够透过遐想它来暂时忘却自己现世身份的武陵。 很不幸的是，我对日本作家的了解实在是少之又少，对芥川龙之介的印象也始终只具象在那篇《橘子》和只看了一半记得很模糊的《罗生门》。故而在读《中国游记》之前，我不敢妄言对此人的了解，而哪怕在读完之后，我也只能说有一个粗浅的大略感受。 或许从某种好处上说，芥川龙之介一个日本人，对当时中国的理解应当始终是停留在一个侵略国公民的角度上，客观而悲观的。但芥川龙之介同时又是纤细的，敏感的，疾病赋予他一种天才般的文学感受潜力，也注定他如彗星一般要划亮片刻那个年代的夜空了。他的《中国游记》始终有一种精致的洞察力，使得当时那个中国像是一场梦里的真实，放大到我的眼前来了。且先不去论他在自序中的“新闻记者才能”是否有“如电光般闪耀过”，但至少，这是一阵如梦似真的迷雾，至少，我真切地感到了某种共鸣似的悲哀。 当然，这只是一篇随性至极的随笔，而非芥川龙之介的研究论文，故应当充斥着我各种的偏见与情绪，且我还是以此为荣的。作者随性，读者就且笑看吧。 阅读不同时代的西湖游记，从张岱到芥川龙之介，从亡国遗少到日本游客，从明到民国，西湖变了很多，但她不同的模样仿似都历历在我眼前，并且兴味十足地寻觅着其中相同或不同之处来。 芥川龙之介在西湖下榻的也是新新饭店。这个“也”说的自然不是我，而是彼时为了重寻范我存之父生平而来杭州的余光中。这个百年来接待了无数名人政客的旅店，就坐落在北山街上，在我的西湖游记里是一段漫步的经过，与一站公交的一瞥。而在民国，年轻的芥川龙之介，乘火车到达杭州，经过漫长的前往市郊的马车程，最后住进了新新饭店。那里在夏日蚊虫闹人，住宿条件甚至也仅仅一般，在床榻上辗转的芥川也失望写下“西湖也绝非令人满意之处”。 对他而言，杭州和西湖是“久仰大名”的，是他阅读的中国那些古诗词里的，是迷醉在中国小说里的，他便是那夜晚失路的旅客，是池田桃川《江南名胜史》里的，总归和我一样，梦里常常现身来的。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的芥川龙之介和我当初能够说是抱着相同的目的，西湖是梦里的西湖，追寻的始终是他浪漫主义情怀的遐想。 与今日不同的，芥川看到的，也许断桥边的那个亭子叫残雪，也许直通白堤的是日本领事馆，也许孤山上的文澜阁还不是一片废土，也许孤山寺还在但是更名成了广化寺，也许西湖还属于新城，岁月还没老。俞楼呢？伴坡亭呢？放鹤亭呢？而那个三潭印月边上不为芥川所知的小岛，即是我游记里印证张岱笔下的小瀛洲了。 我没有经历过的种种，只能做一次长久萦绕在回忆中的寻梦了。但甚至能够说得奇幻的是，我在回忆和他人的文字底下，构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我的，西湖。 “我自然不止为西湖鸣不平...”重建的岳庙和涂满了白泥灰的苏小小墓，西湖的庸俗化和脂粉气让芥川龙之介自然地比较起总能见到“纤细景象”的日本来。一个异乡人在异国，情难自禁地怀念起日本，进而产生了一丝对中国的鄙夷。芥川不明白的是，西湖的庸俗化一向在进行，或者换一种角度来看，西湖从来就不是不庸俗的。它不可能只是文人墨客的西湖，它不可能只是芥川龙之介向往的“山色空蒙雨亦奇”。任何对于文学和现实上的比较或是批判都是毫无好处的，一旦文字流泻出来，晴雪风雨都只可能停在笔墨的幻景之中。张岱大概一早就明白这一点，回首就把自己留在大梦之中，故而那景色就完完全全是他的了，任谁也夺不去了。他比之芥川龙之介，我仍旧不敢说得太满，也许多了一份达观吧。 “总而言之，大众只能理解和理解一些比较单纯的事物。在中国，不管是关公还是岳飞，这些大家爱慕的英雄，全部很单纯。就算本身并不单纯，也具有能够被人们单纯化的特质。” 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的评价，实在是很体现了他的“新闻记者才能”。充满着独到的洞察力，颇有些一针见血。中国的混乱悲哀，他看得再清楚但是了。在上海，“一间耸立在昏暗天空下的中国式破亭子，一沟布满水藻的病态绿色池水，外加一大泡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仅是忧郁气质作家所一向寻找的那幅风景画，同时也成为这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家的一种象征，这个象征如此的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甚至看了令人心寒。”同样在上海拜访章太炎时，那段对章书房的鳄鱼标本的观察体悟，不可不说是精辟。已经成为标本的鳄鱼，甚至是要比还桎梏于寒冷现状的章太炎幸运吧。是它已经不会感受，不会怒吼，只留一个凶狠的模样钉在墙上虚张声势。而垂老的章太炎，还在天寒地冻里维持着思想的怒吼，还要去感受那难耐的气候……即使是现代的我，也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叹来。芥川用一个侧面的视角，一双异国的眼睛，竟然勾起了我身为中国人的感同身受。而至于赠诗的郑孝胥，伏案狂书“老”字的辜鸿铭，乃至车夫、牵驴少年或者僧侣老妇，月台上的日本人，这双悲观的眼睛不说看得完全，至少也能够说看到了这一片泥泞究竟如何了。在北京写下的日记中，每一个景点都有一句或是一段批语式的简述，有偶感的俳句或是幽默的轻嘲， 而到了最末，至于那紫禁城——那里唯有梦魇，一场比北京的夜空还要无边的梦魇。 理解过西方教育，有着现代思想的芥川，对当时中国的轻视与失望仍然十分坦荡地体此刻他的文章中。甚至我们能够说芥川的轻蔑只是随着旅途失望而来的，而他文章的受众，当时的日本国民，不难想象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了。在古扬州，“我相信，一旦在中国久住，日本人的嗅觉就会变得迟钝起来。”；而在芜湖，与友人西村在唐家花园“异常兴奋地讲着现代中国的坏话”。 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无一例外的堕落吗？ 在目睹了整个国家的堕落后，如果还能够爱上它，那么这个人若非是沉迷于声色犬马的颓废至极之徒，便是盲目崇尚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 即使是中国人自己……必须比我一介游客更不堪忍受。 芥川的局限也许在他悲观阴郁的浪漫主义上。常人看到如上种种必定会感到愤怒，但纵观整部《中国游记》，我在恼怒过后只觉得那便是芥川龙之介吧。 赤诚的，敏锐的，纤弱的，甚至是孤寂的。 始终向往着心造梦境，不得不说是一种孤寂吧。在他灵岩之上远眺的时刻，长江的轮船上远望的时刻，西湖一夜静默的时刻——他也只是失路的旅客阿，在一部中国式的志怪小说里走着。当日他要怀念的东西，要追寻的东西，必须与他少时在树下吟诵的那些中国诗句有关。在古扬州的所见与旅游指南的矛盾，在秦淮发出的“今日之秦淮，实为俗臭纷纷之花街柳巷”的感叹，是现实与他构建的诗意的冲突。而至于在古扬州见到了五亭桥，在淡青色天空与芦苇杨柳的映衬之下，他就突然改口称古扬州是“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了，但是是因为那份诗意的突然契合罢了。对古扬州中国式的风雅清隽乃至古籍中国的追寻，而执意要在现实当中看到一点影子以获得慰藉感，这一点上，不论是我还是余光中，都与芥川龙之介不谋而合。 甚至他在轮船过瓜洲之时，见到那草色青青的长堤如同丝带般晃动，而那“赭红色的长江水浩浩荡荡，横无际涯，在波涛起伏的江面上，笼罩着紫色的雾霭”，也许怀古之情也会骤起，亦会顿觉逝者斯夫。 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执念阿。 写到此处，突然觉得再无可写，而到了文末，我也仍然要把话题拉回到西湖上来。即到了六月光景，我去年此月见到的西湖尚在心中挥之不去，仍怀念坐在白堤一隅等一场骤雨看一只麻雀的短暂光阴。倘若还要再去，或说诸位读者有缘去杭州，必须要去南山路上骑一次车，在北山街上找几个站牌，或就只站在湖边远眺，等百年前的诸君一位位与你相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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